汉后，裁撤丞相职，但也效仿前汉武帝设置司直，属司徒府。

　　职权乃负责协助司徒督录州郡上奏，并考察官员能力，看其是否称职，但数年后便裁撤。

　　因为司直的权柄太大了。

　　司隶校尉的职权便可督察皇太子、三公以下百官了，位在其上的丞相司直，所掌之权不言而喻。

　　只不过，成都庙堂对此没有异议。

　　一来，天子刘禅无有宗室之力可仰仗。

　　郑璞作为天子的连襟，如张苞一般被赋予重权，当成天子掌控军权与朝政的助力乃是理所当然之事。

　　另一，则是吴国阴袭淮南之故。

　　此番江东倾国之力攻逆魏，是大汉未来数年得以休养生息的前提。

　　对来大汉来说，此举不亚于一场大捷。

　　毕竟，合肥新城失守之下，逆魏若想将吴国驱赶归大江之南，至少要付出数万将士的丧损与无数粮秣辎重的损耗，亦无有实力对陇右或河西发起攻势了。

　　而这一切乃是郑璞出使为孙权筹画之功。

　　如此功绩，安能不擢拔呢？

　　最后，乃是丞相司直的职权，并没有完全授予郑璞。

　　先前以李严为廷尉设立“督考署”，已然是兼领了监察百官的职权。今丞相表请郑璞为司直，不过是提前确定“后继者”罢了。

　　自然，此举令大汉僚佐讶然亦是在所难免。

　　身为丞相府僚佐官职最高者且将继李严的职权，相当于昭告天下，将郑璞定为大汉唯二托孤重臣之后的辅政者了。

　　对！

　　如今郑璞的官职，乃是相府僚佐最高者。

　　代署冀县丞相别署事务的向朗，以后将军加侍中之职归去成都守尚书台；而署理成都丞相府的蒋琬则是卸任相府职务转为益州刺史；与之类同的乃是相府长史费祎，转为凉州刺史。其余如胡济、廖化、宗预与王平等人也皆卸任相府僚佐职，单领朝廷官职。

　　昔日僚佐无数的相府，仅剩下了郑璞、马谡、董厥与些许令史以及假佐。

　　这样的人事调任，在成都庙堂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他，若成都庙堂决议了此表，丞相府将不复先前“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事无巨细咸决之”的权柄。

　　亦是说，执国十余年的的丞相，打算还政于天子了

　　不可免，成都庙堂皆异口同声。

　　对魏延等掌兵将率的官职升迁，他们无有异议，但认为不可遂丞相之意，将丞相府的权柄消弱。

　　李严乃是以“还于旧都、北伐功未全竟”为由，私信与丞相劝说不可。

　　天子刘禅则是作书，声称不敢违背先帝临终前“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的叮嘱，请丞相勿有还政之念。

　　然而，丞相心意无改，复上表于成都。

　　曰：

　　“老臣受先帝托孤，乃时陛下年少耳。今陛下健长，已具先帝之风，老臣若恋位而窃权，难有面目存天地间也。且先帝曾言‘人五十不称夭’，老臣年岁近六十，身躯不复旧日之健，疾病频发，行走不便，终有不寿之时。今推政于众，非不欲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乃恐夙夜劳之，不得见还复旧都之日，赴幽冥无言告先帝之灵也！但请陛下怜老臣所忧，全老臣之愿，不胜受恩感激。”

　　天子闻表流涕，庙堂诸公掩面。

　　亦皆不复言，事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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