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受到侵害的女性来说,诚然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人不是她们,可能精神上的伤害与本能的逃避无法从完全理智的角度进行处理。
绝大多数被性侵的女性不愿意报案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受侵害的事实本身。
她们恐惧来自他人的审视,恐惧社会上各种低俗的、不堪的言论,恐惧在社会规则中建立起来的思想牢笼。
而要将自己的伤口撕开来,以低微卑小的姿态展示给社会大众评判,对她们而言,是更胜于死亡的严酷刑罚。
从陶思悦目前的状态就可以看出,即便那么多年过去,她仍旧没有办法从容承受这件事情的后续伤害。
仅仅只是听见王熠飞的叙述,那种浸透骨血的惊骇已经从每一处毛孔里逸散出来,叫她瞬间枯朽下去。
与之相比,王熠飞架在她脖子上的那把小刀,甚至算不上是有用的威胁,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玩具。
如果是警方,绝对不会在审讯一开始就对目标施加更甚于死亡的威胁,这样不可能争取到有用的结果。
可是陶思悦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竟然顺着王熠飞的问题往下说了。
黄哥定睛看着屏幕,身体往前倾斜了一点,试图听清陶思悦嘴里那段类似自言自语的细碎独白。
当说到其中一句话的时候,陶思悦的呼吸明显放沉了,咬字也变得重而缓,仿佛这句话她在胸腔里练习过许多遍。
“是我爸的朋友。”
陶思悦第一次见到那个人,是陶先勇领着一家人去酒店吃饭。
什么名目她已经忘了,大概是为了接风洗尘。
她只记得饭局上陶先勇不停地给对方敬酒,说着极尽阿谀的场面话,对方只是淡淡点了下头,举起一根筷子作挡,最后大部分的酒都进了陶先勇的肚子。
这个向来喜怒无常的男人,在那天晚上红着一张脸,异常有耐心地同对方赔笑,又热情地送他上车。
回到家后,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跟路过的陶思悦吹嘘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
“他是个有大本事的人!也算是我兄弟,知道吗?算命的说他们家就是生不了儿子,他妈生了四个,四个啊,全部夭折了,最大的一个孩子也只活到七岁。后来没办法,把他过继给我妈,他才好不容易活下来。所以他管我爸妈也叫爸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他还回来披麻戴孝了。懂吗?”
陶思悦不懂。
后面陶先勇念叨的什么“还是得靠自己人”、“他欠我们家一条命”、“我要出人头地”,她也没放在心上。
第二次见面是在家里,没那么正式。
陶思悦回到家,陶先勇在客厅负责招待,妈妈在厨房清洗水果。
陶思悦对这人的印象不深,当时没记起来。她嘴不甜,见到人也不怎么会说话,打过招呼后,陶先勇嫌弃地将她赶进房间,让她不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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