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对事物的认识都是先入为主的，正如一些民众已对其先入为主的媒体，它即便给出的政局在正确，最终的结果也是相反的。作为推翻这个满清、带领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政权，民众对复兴会发出的消息几乎不做保留的相信。神武七年二月廿八的冲击总理府事件很快就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定性，它不是像参与者所宣传是一次民主的、文明的游行，而是一次野蛮的、残忍的暴乱。
刺死卫兵的尖锐旗杆和卫兵所用的短棒在新闻发布会中亮出，中外记者们用相机记录那些沾血的矛尖，随后这种凶器成了学生暴行最好的证据。对于政府的指责，北院内组织游行的民主诸人无能为力，虽然周树人在知道民兵逮捕学生所造成的伤亡抨击这是一场屠杀、是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可他以及其他几个‘民国大师’的声音根本无法传播到民众之中，甚至，他们从京城发出的电报也被拦截，这种全国通电的民国惯用把戏，就像投入深渊的石头一样，激不起半点声响。
整个新闻发布会中，唯有美国公使、燕京大学以及国民党诸人反出些异样的声音。前者因为参与游行的学生中，又不少是刚刚组建不久燕京大学的学生——这也是政府新闻发布会指责此次事件是受境外势力操纵的原因，而后者则是吃饱了撑的以为这是拉人望的好机会，但结果却是……
“竟成兄，何必对学生如此呢？”次日一早。宋教仁就同着章士钊，一起出现在总理府。
“我没对学生做什么啊。”杨锐此时正和蔡元培的继任者蒋维乔商议学部诸事。在他看来，学部已经到了非整不可的时候了。
“可昨日巡警不是抓了几十个学生吗。如今舆论纷纷，学生们心中也不平静，何不放了呢？”章士钊苦口婆心的劝。在数年前退出革命党后，他除了廷尉府的工作，剩下的就和历史上一样，发善心在各方和稀泥，而后被各方唾骂。
“法律上的事情和我无关！”杨锐不悦。“这是你廷尉府的事情，不要拿到总理府来说事。”
“可人是你下令抓的啊，巡警也听民部的。你只要开了口，那他们怎么会不放？”章士钊再道。“学生虽然不对，可年轻人谁不会犯错呢，这事情我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学生……”杨锐苦笑，“我也知道年轻人犯错不要过多苛责，可问题这可不是犯错，这是犯罪！如是为一己之私犯罪还情有可原，可他们打着为学界请愿的口号。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他们是圣人还是神佛，吃饱了撑的游什么行啊！”
杨锐的话毫无逻辑条理可言，章士钊和宋教仁都感觉他心情极为不悦。宋教仁也道：“竟成兄。毕竟是学生，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自从宋教仁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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