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事在宣传口做点工作，帮助信息上传下达……说不定既能利国利民，自己还能捞到点名声和口碑。”

　　顾骜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历史节点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种“插旗砍旗”的东西，哪怕是宣传口写写文章的，他也绝对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无论是一派的《学好文件抓住纲》，还是另一派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金陵大学马哲系的教授，写了这种级别的文章，都会被冷宫几年，等斗争分出胜负了，压对宝的才会瞬间升迁。（比如那位金陵大学马哲教授，分出胜负后就成了江南省的宣传部高官。）

　　但是，另一种宣传和辩论口的工作，却是普通记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学生能碰的——那就是帮忙上传下达、或者负责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追认。

　　因为这种事情上，国家其实已经统一意见决定要这么做了，只是缺一块理论或者事实方面的论据遮羞布，不好意思公开做。你给上面不小心递了一块遮羞布，这是不犯忌的。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合法化，有时候仅仅只是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上达天听了。听到得早，合法化就早。

　　就像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和李梅将军，其实都想拿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非军事区，只是被“屠杀平民”这个恶名所困，没脸下手。

　　这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动告诉李梅将军“因为曰本特殊的军工产业结构，导致其并不像我们美国那样有全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曰本人将大量初级零件分包到普通家庭作坊加工，因此轰炸东京非军事区不算屠杀平民，而是打击曰本的军事工业”。

　　这遮羞布一递，李梅立刻大手一挥，烧死了十几万东京平民。

　　如果那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能早3个月告诉李梅那篇论述，说不定东京也会早炸平3个月。

　　但即使美国战败了，要枪毙战犯，也只会枪毙李梅，不会枪毙到那几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头上的。

　　这种买卖，简直太适合读外交学院的顾骜了，外交官不就是做这种卖嘴皮子颠倒黑白的事情么。

　　……

　　顾骜正想到得意处，年广久放开三轮车手刹的“哗啦”声，却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抬头一看，发现年广久已经蹬着三轮车飞驰逃跑了，跑的时候还不忘分出一只手，把写着招牌的硬纸板往车箱里一塞。

　　十几秒钟之后，就有两个穿着马甲、临时掏出红臂章往袖子上别的家伙，匆匆忙忙冲了过来。

　　“看清楚了么？车上的硬纸板是不是写着‘傻子瓜子’？”眼看没追上，为首的一个胖子就气喘吁吁地问身边的跟班。

　　“队长，看清了，真是他。可惜又被跑了。”手拿红漆木棍的瘦子跟班回答道。

　　“狗叼滴！都穿便衣了还这么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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