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翁明理——嗯，也就是那个被顾驰勉为其难称作“翁叔”的家伙——第二天到了生产队，就想兜售他那套“捏得越久越值钱”的理论。

　　无奈，其他队员并没有他这种多年与国家斗争的经验和眼光，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

　　今年，是“生产队”这种组织形态大规模存在的最后一年。因为“社队企业”就是在今年改名叫“乡镇企业”的，各地的生产队，也会陆续按步骤改名叫“小组”，只不过改名的工作量比较大，上面给的期限是年底之前陆续改完，留了点过渡的缓冲期。

　　以后再发的户口簿身份证上，写的就都是“某某村某某组”了。

　　具体的对应关系，大致是公社相当于乡，大队相当于村，队相当于小组。

　　有支书的最低一级是大队，也就是村。而队/组里就只有正副队长，没有枢机了。当然会计、出纳这些基层工作人员还是有的，不过这些不算干部，也没有级别。

　　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翁明理优先找了生产队的队长。

　　“吴队长，我看昨儿个村口贴的征地勘察通知不靠谱嘛。我特地找人问了一下，听说还要建无尘车间，工人进出都很麻烦，这摆明了是要搞自动化的，解决不了村里多少人就业。

　　而且我看了通知上，那厂子也用不了整个村的地皮，最多占一个组搞成园区和宿舍，其他还是要等市里未来规划的。不如咱捏着再等两年，说不定以后更值钱。”

　　然而，吴队长还没说话呢，旁边的生产队出纳、一个中年妇女就怼了他“姓翁的你算什么东西？你又不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十几年前犯错误插过来的、还要分队里的地，你还好意思指手画脚！”

　　人口密集的省份，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所以当年对于插队的知青来混饭吃就已经有些意见了，对于那些故意犯错误丢掉工人身份、惩罚性成为农民的，那就更没好眼色了。因此这些年来，本地土生土长的淳朴农民，也是挺看不起翁明理这种人的。

　　大伙儿也知道，当初他就是为了抗拒去三线，故意犯错误被开除、骗取农民身份的。这年头大部分淳朴农民思想觉悟很高，自然要鄙夷这种行径。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翁明理在队里属于比较有钱刁钻的能人，淳朴的村民嫉妒他，那也是有的——今年国家彻底放开了乡镇企业的管制，可以地方上自由发展，只要集体本身说了算就好，所以其实乡镇企业是84年国内路子最野、最有活力的一类经济体之一，仅次于个体户。

　　打个比方，国企也好、城市里的全民办集体也好，如今发奖金、搞激励还是比较收敛的，不好推崇狼性，也不好唯业绩论。可是在很多批了乡镇企业外皮的企业里，就不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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